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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可凡:记忆中的“锦园”,是否还是原来的样子?

2019/11/9 8:49:29

曹可凡:记忆中的“锦园”,是否还是原来的样子?

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在题为《重绘上海文化地图》的演讲中说道:“大部分中国上海人都居住在弄堂里,而不是什么时尚豪宅。里弄的世界支撑着他们的都市文化。”    

 

所谓里弄,其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弄堂。它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,与无数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紧紧维系在一起。年华流逝,多少有趣故事、温暖记忆,从曲曲折折、烟笼雾绕的弄堂里缓缓流淌出来。弄堂承载着上海人的梦想与荣耀,代表上海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。可以说,没有弄堂,便没有上海人,也就没了所谓上海都市文化。

 
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,就是在愚园路一条名叫“锦园”的新式里弄里度过的。

 

搬进愚园路上的“白房子”

 

“锦园”(愚园路805弄)所在地原为荣氏企业当家人荣宗敬(荣毅仁伯父)先生私人花园和网球场,后辟为申新福新企业高级职员寓所。“锦园”二字手迹出自钱名山先生之手。“锦园”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堪称愚园路上一道风景线:红色的瓷砖墙裙,白色的外墙,朱红色的钢窗,沿墙是齐窗台高的碧绿冬青树,错落的建筑中央是个黄杨环绕的椭圆形花坛,四时鲜花,清香不断。花坛中心有两棵参天大树。此树当年由荣氏企业大总管荣德其先生亲手栽种。还有散落在花坛四周的长栏凳,夹竹桃后面是用黑色戗篱笆隔开的网球场……朱红色的大铁门常常紧闭,弄堂内一片静谧。长辈们说,那个年代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无论是黄包车夫,还是三轮车夫,只要一说愚园路上的“白房子”,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  

 

而今的“锦园  ”

 

“锦园”设计出自无锡籍建筑设计大师赵深。与陈植、梁思成、林徽因、范文照等一样,赵深也毕业于建筑师摇篮,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。毕业后他在纽约、费城、迈阿密等地建筑事务所工作实习。回国后,他与学长范文照共同创办建筑事务所。赵深的建筑设计风格崇尚简洁、朴实,强调功能性,“锦园”便是这类风格的代表作。同时他也擅长将飞檐、斗拱、琉璃瓦等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与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相融合,如八仙桥青年会大楼。而他与范文照合作设计的上海南京大戏院(今上海音乐厅),更成为近代中国建筑经典之作。    

 

“锦园”1939年建成伊始,祖父便携全家搬迁于此,与终生挚友荣德其先生相邻而居。祖父曹启东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,但家境并不宽裕。于是,他将家中仅有的读大学机会让给了弟弟,自己则选择了经商之路。经亲戚介绍,祖父进入福新面粉七厂当会计助理。祖父那时年轻聪慧,办事稳妥谨慎,待人接物均极有分寸,进厂没几年,便晋升为福新面粉总公司会计兼营业部主任,并很快得到我曾外祖父、福新面粉七厂厂长王尧臣赏识,招为东床快婿,从此平步青云。1949年福新面粉公司掌门人王禹卿先生离沪赴港后,祖父成为福新面粉公司全权负责人,全权掌控企业运转。但祖父绝非不问政治、满脑子生意经的“老滑头”。他年轻时受妻弟王启周先生影响,加入进步社团“锡社”,在“五卅”运动中积极参加集会与捐款,与陆定一、秦邦宪等均有往来。同时其三位表妹和表妹夫也是中共地下党,表妹夫陈其襄曾追随邹韬奋先生主政《生活周刊》。受陈其襄鼓动,祖父于福州路投资开设“同庆钱庄”,为新四军筹措药品和食品所需经费,同时还投资生活书店下属的“通惠印书馆”,出版进步书籍。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解放前唯一一部理论专著《文艺漫谈》便是由通惠印书馆出版。虽说祖父事业风生水起,但他深知江湖险恶,且对家族企业而言,自己毕竟还是“外姓人”,故而行事低调,从不越雷池半步。在生活方面,他更不追求奢华,这也是他为何放弃独立花园洋房和高档公寓,而选择“锦园”的缘故。“锦园”基本格局是楼下为客厅兼餐厅,朝西有座小花园,客厅里摆放的都是普通红木家具,墙上悬挂的字画也都是冯超然、吴待秋等海派画家的作品,其中大多数均已遗失或销毁,唯一保留下来的是无锡籍老画师吴观岱赠予祖父的一幅《仕女图》。祖父和祖母居住在三楼向阳卧室。父母结婚后则居住于二楼。四楼则是堆放杂物的仓库。    

 

福新面粉厂经理、作者曾外祖父王尧臣先生

作者曾外祖父的弟弟王禹卿先生

曹可凡祖父曹启东(右二)与小舅子王启周(左二)合影

 

刚搬入“锦园”时,祖父事业正值上升期,工作异常繁忙,祖母则在家相夫教子,尽心尽力。无论祖父多晚回家,祖母必定守候,为祖父准备热菜热饭。祖父对饮食颇为讲究,譬如他性喜大闸蟹,却又无法忍受蟹之腥味。于是,祖母便和保姆花一整天时间拆蟹粉,而自己只吃些边边角角,并且要在祖父回家前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祖父事业扶摇直上,所以,邻居们常说祖母有“帮夫运”。

 

曾变成一个“乱哄哄的小世界”

 

然而,在我降生后的第三年,即1966年,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。首先是家庭矛盾骤然激化。祖父虽说思想进步,但思维方式毕竟受制于那个旧时代。他另置家室的消息其实早在亲朋好友间不胫而走,就连父亲和兄弟姐妹也有所耳闻,唯有祖母一人完全被蒙在鼓里。随着“文革”爆发,纸包不住火,这才真相大白。“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”,这是祖母常挂在嘴边的话,即使到这样的时刻,老人家仍以一贯隐忍的态度接受一切,没有半分怨怼。那时候,祖母只得从祖父卧室搬出,独自蜷缩在二楼朝北的亭子间里,终年见不到阳光。她唯一的精神依托便是抽上几口烟,抽的自然是“勇士”“劳动”和“生产”等一些劣质香烟,偶尔得到一盒“飞马”或“大前门”,就像孩童般高兴。她每天的生活重心,是督促我做功课。有时我在弄堂里与小朋友玩得时间久了些,她就会站在一个小凳上,趴在窗口,高声叫喊我的乳名:“毛毛,快点回来做功课啦!”有段时间,母亲去近郊参加巡回医疗,父亲又在工厂加班,我一人睡在四楼,每每西风作响,便吓得裹着棉被,偷偷溜到二楼祖母的亭子间,祖孙二人挤在一张铜床上,聆听那或长或短、或悲或喜的家族故事……

 

作者童年、少年时期在“锦园”度过

作者的祖父曹启东(左)和祖母王秀芬

作者与父母亲合影

 

与此同时,风起云涌的“文革”浪潮也将“锦园”搅得天翻地覆。“小将们”以革命的名义纷纷冲入弄堂,强行占领房屋。一条好端端的弄堂被弄得面目全非:整齐划一的冬青树被无情砍去,代之以油毛毡铺就的自行车棚,晾衣服的竹竿横七竖八,占据着主要通道;各家门口堆放着许多破旧杂物;地面上的水门汀裂开了,形成杂乱无章的缝隙;阴沟里溢出的黑色污水四处流淌,“水上浮着鱼鳞片和老菜叶,还有灶间的油烟气。”(王安忆《长恨歌》)总之,“锦园”变得有点像鲁迅先生早年对弄堂的描摹:“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,就看见便溺器,吃食担,苍蝇成群地在飞,孩子成队地在闹,有剧烈的捣乱,有发达的骂詈,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。”    

 

随着搬迁进来的居民越来越多,而且鱼目混珠,邻里之间冲突也在所难免。我们楼里有户新迁入的家庭就极为蛮横。他们自恃后台够硬,处处欺人。刚搬进来,他们立刻实施“圈地”运动,在楼梯、过道和灶披间摆满各种什物。其他邻居稍有不满,这几位“祖宗”立刻露出凶神恶煞般的眼光,别人使用公共厕所也得看他们脸色。如果你在里边待的时间稍微长些,他们便毫无缘由地用拳头或脚砸门,弄得大家上厕所提心吊胆。更有甚者,此户人家似乎特别“怕吵”。我们在楼上稍微发出点动静,他们就全家冲上来与母亲理论。好在母亲反应敏捷,毫不示弱。因此,每回争执,母亲总是占上风。于是他们就趁母亲外出时,专门找我父亲的茬。有一回,他们一家人堵在我家门口吵吵嚷嚷,老实巴交的父亲气得直打哆嗦,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,可怎么也说不出一句话。那时,我虽只有七八岁,但头脑还算灵活,眼看父亲要吃亏,二话不说,拿起一个热水瓶冲将上去,用稚嫩的声音高声喊道:“你们太欺负人了。谁敢再往前一步,后果自负。”一边说话,一边佯装要倒开水的样子,吓得那伙人连连后退。没多久,周围邻居闻讯赶来劝阻,一场风波总算平静下来。

 

那时候,我们就读的小学虽然仍坚持上课,但学业毕竟不重。作业完成后,便在弄堂里找小伙伴玩耍。一个夏季炎热的午后,同学们玩起了“官兵捉强盗”的游戏。由于气温过高,没玩多久就累得汗流浃背,气喘吁吁。大家就坐在弄堂中央的水井旁歇息片刻。不知谁提议以抓阄方式选定一人去买棒冰。一番讨价还价后,同学们决定由我完成这一任务。我那时也正热得嗓子眼冒烟,就毫不推辞,一溜烟地跑到马路对面烟纸店,手忙脚乱买了一大捆棒冰,急急往回走。可万万没有想到,危险其实已向我逼近。当我的左脚刚从人行道向马路迈步,一辆三轮小型货车像失去控制似的猛冲过来。我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,就已经被货车撞倒,顿时失去知觉。据后来目击者告知,货车司机起先并未意识到撞了人,依然维持原速向前行驶,直至路人惊呼:“撞人啦!快停车。”那位莽撞的司机这才紧急刹车。而此时,我早已在马路上被车拖了足足20米,倒在一片血泊之中,脸色煞白;左踝部被撕开一个伤口,鲜血“咕嘟咕嘟”直往外冒。好在“锦园”隔壁便是一家中心医院,有位行人见状连忙用手捂住伤口,将我送至急诊室。值班医师断定,我左腿胫腓两根骨头全部折断,失血较多,需紧急手术。幸亏手术十分顺利,从X光片看,骨折处复位丝毫不差。

 

作者曹可凡的父亲曹涵祥

少年和成年后的曹可凡与父母合影

 

可是,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手术后,我左腿疼痛非但没有减轻,反而日趋剧烈。刚开始还能忍受,可渐渐连止痛药也无法止痛,只能靠注射杜冷丁缓解疼痛。父母为此忧急如焚。护士出身的母亲凭直觉认定,可能因石膏固定过紧,导致局部压迫,血液循环不畅,有坏死现象出现。于是,在友人帮助下,迅速转院至条件更好的瑞金医院骨科,医生将石膏锯开后发现,左踝部伤口果然如母亲推测,已变成黑色,呈现不同程度坏疽。一位蔡大夫说,若再拖上几天,那条腿或许就无法保全。有趣的是,那位蔡大夫20多年后,居然成为我的骨科学老师。当然,他对那段经历早已不复记忆……

 

童年旧梦遗痕,尽在“锦园”

 

帮助我转入瑞金医院的是母亲的朋友、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的两个女儿杜毅与杜颖。母亲与杜氏姐妹结缘纯属偶然。杜家也住在愚园路,离“锦园”不足百米。姐妹俩虽相差四五岁,但喜欢穿同款衣服,宛若孪生姐妹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人们着装普遍偏素色,她们姐妹俩身着鲜艳服装,走在愚园路上,颇引人注目。母亲曾不止一次与她们在街上相遇,但并无交集。“文革”期间一个朔风凛冽的夜晚,母亲正好在医院值夜班。夜间巡视时,偶然发现就诊大厅里有三个人正蜷缩在玄色大衣里,瑟瑟发抖。其中年长的那位长得有点像外国人,虽有些惊慌,却也气度不凡。旁边坐着的显然是她的两个女儿。再定睛一看,母亲马上认出这对姐妹正是杜家千金,而那位长者显然就是杜夫人。于是,彼此攀谈起来。在交谈中,母亲得知他们的家早已被手执棍棒的“造反派”占领。为避不测,母女三人乘着黑夜,悄然离家躲避。她们原本想去江湾五角场的亲戚家暂避,不想被无情驱赶。万般无奈之际,只得来医院躲藏。同是天涯沦落人,母亲二话没说,就把自己暖暖的值班室让给她们母女仨踏踏实实睡了一晚。次日清晨,她们跳上北去的列车,赶往北京,找到了周总理,这才转危为安。就这样,我们两家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。只要我们家有需求,杜夫人侯御之女士及杜氏姐妹总会伸出援助之手,从未有半点迟疑……    

 

荣宗敬(1873年-1938年),名宗锦,1901年起,与其弟荣德生等先后在无锡、上海等地创办多家面粉厂,被誉为中国的“面粉大王”,照片为其在无锡锦园

作者的三舅公王云程(中)在北京荣毅仁(右)家中做客

 

突如其来的车祸让父母对我的安危充满担忧。为了不让我老在弄堂闯祸,父亲决定让我学习乐器,一来可拴住我,减少玩耍时间,二来将来或许可依一技之长养活自己。父亲酷爱古典音乐,尤其对海菲兹的小提琴演奏痴迷不已,故期望儿子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名小提琴家。他省吃俭用积攒下一笔钱,购置了一把小提琴,还专门聘请音乐学院老师来家教琴。无奈我兴趣永远在弄堂里,数月下来,锯木般的噪音终于让父亲失去信心。一计不成,又生一计,父亲忽然想到可让我姨夫——一位琵琶名家教授琵琶演奏。姨夫不愧为名师,在其悉心调教之下,我的琵琶技艺日渐成熟,能演奏《高山流水》《浏阳河》《土耳其进行曲》等曲子。父母工作繁忙,监督我练琴的重任只得落到祖母头上。每天放学回家后练琴,祖母将闹钟拨至两小时后,直至闹铃响过,方能歇手。如此“高压”,一时间我也只好照办,彼此相安无事。弄堂小伙伴里少了我这号人物,惹是生非的事自然少了些。可他们决不甘心,就在家门口扯着嗓门高喊我的名字。那阵阵叫喊声使我心痒难忍。我眼睛骨碌碌一转,计上心来,趁祖母老眼昏花不注意时,瞬间将闹钟拨快一小时,再装模作样在琵琶上发出各种声响。阴谋得逞,我又得以在弄堂多混一个小时,虽说机关算尽,但闹钟的秘密还是被父母察觉,后果自然不堪设想……可祖母一直袒护我,说是自己老糊涂,弄错了时间。    

 

而那时的祖母也的确因慢性肝硬化变得有点老态龙钟,但饮食起居正常,并无大碍。然而,1976年3月4日下午,祖母病情急转直下,出现食道静脉曲张破裂,呕血,便血不止,病情危急。医生来家看过后也感觉回天乏术。傍晚时分,老人渐渐处于半昏迷状态,往往昏睡一段时间,又慢慢睁开眼睛,四处张望,像在寻找什么人。或许她彼时彼刻最期待远在大洋彼岸的两个儿子能出现在身旁。因为我二叔和三叔1948年赴美留学,之后再也没有返回上海,母子骨肉分别已整整28个春秋。最后,她又一次吃力地看了看围在床边的亲人,长长叹了口气,便永远合上了眼睛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死亡,但眼睛里却一滴泪也没有,因为那时还不懂得悲伤,只有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。祖父也闻讯急急下楼,在祖母床边端坐良久,面露哀戚之容,一言不发。不知他心里究竟想些什么……次日清晨,到学校,正赶上纪念雷锋活动。喧嚣的口号声与歌声震耳欲聋,但我仿佛被置放在真空之中,什么也听不见。耳边飘过的尽是祖母口中那些古老传说。直到晚上,回到祖母那空空荡荡的小屋,一种无助感弥漫周身,这才哭将起来!    

 

如今,时代要翻开新的一页。在大规模城市改造中,一条又一条弄堂轰然倒塌,永远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之中。“锦园”也因为修建地铁,拆掉了沿马路的一排房子,这不免让人感到些许伤感与惋惜。因为,那里留有我们的旧梦遗痕、伤逝情结。作为实用建筑的弄堂本身已显得过于苍老,但我们固执地喜欢她,眷恋她,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重新住回那梦一般的寂寞长弄,去亲近历史,回味往昔美好生活。

 

弄堂,一种情感的寄托。    

弄堂,一个温暖的梦乡。    

但,记忆中的“锦园”,是否还是原来的样子?

 

本文组稿、编辑:伍斌  本文图片部分为资料照片,部分选自微博“可凡倾听”